(59)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33、112页。
正如周尚君等学者所指出的，数字正义，即如何以正义原则引导新兴数字技术对社会、法律与伦理进行重塑，以及如何为算法自动化决策划定正当边界。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由此，代码即法律算法即规则这两个命题启示我们，在数字法治中，既要对科技发展运用的客观规律保持尊重，厘清代码、算法的规制机理，又要理解代码、算法的工具性及可规制性，科学、创新地处理好代码与法律的关系，通盘考虑法律规范、社会规范、市场规则、技术架构等规制手段，在必要、可行、正当的情况下，将法律规则融入算法规则、代码架构中，实现科学有效的数字法治。从思想渊源来看，数字人权（Digital Human Rights）这一概念来源于网络人权网络空间中的人权信息人权数字权利等。人们在享受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算法程序等数字科技带来的个性解放、生活便利、经济增长、民主进步、文化多元、社会安全等福祉时，也面临因个人数据被过度采集和不当使用而招致的隐私泄露、不平等对待（歧视）、被非法监视等风险。坚持以公正为生命线，把公平正义作为数字建设和数字服务的根本价值追求，秉持普惠和包容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和数字社会感受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标准）公平。三、数字人权 数字人权是数字法理中最具真理魅力和正义感召力的科学概念。
法治中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统领性的概念之一1943年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德黑兰宣言》明确宣布：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之一。第三，和平利用，即反对把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战争，而要维护和平、改善国际关系。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可以将网络主权的概念扩展至数字主权。数字治理 引言 数字法理是数字法学的基本范畴，是数字法治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带来此类风险的技术应用在整体功能上可能有利于减少整体风险和增进公共福祉，即其在引入局部风险的同时，如果实施得当，可以在整体上降低风险、提高福利。深入开展网络信息法律普及。
四、数字主权 数字主权是数字国家新主权，是国家主权新形态。发展数字科技既要依靠国家政策支持，更要充分调动和激励市场力量。
美国学者彼得·胡贝尔（Peter Huber）认为，公共风险（publicrisk）指那些集中或大规模生产的、广泛传播的、且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个体风险承担者直接理解和控制的对于人的健康或安全的威胁。在数字权利体系中，数字人权具有灵魂性、真谛性、统领性。算法既是生产生活的重要组织者，又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建构者。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竞争和妨害竞争的行为，以及平台基于其作为社会基础设施具有的支配力和制定规则、实施规则的能力而侵害公民权利等行为，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需要在数字法治之中予以格外重视。
在数字科技运用中，数据可能是有失偏颇的，算法可能是具有歧视性的，或者在算法目标设定时没有将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仔细考虑在内……，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都有一定的方式来弥补和改进。例如：某市推出文明码遭到市民质疑。同年9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的主要目标，并确立了坚持正确导向、依法治理、风险防控、权益保障、技术创新等五项基本原则。对此，张文显教授进行了系统论述，揭示了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的辩证关系，指出，数字权利是一个概括性概念、系统性概念，也是一个演进性、开放性概念。
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重要国际文件认可了国家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在确定了社会所希望寻求的价值和秩序后，我们应当分析论证，通过何种组合来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是最佳的。
对人类来说，数字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数字化不仅带来了权利的福音，还伴随着权利的危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
在平台权力是权力体系新成员这一命题之下，则有平台权力是把双刃剑这一推论。最近几年，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有的放矢地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算法治理的法规和规章。代码即法律（Codeislaw）是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在其著作《代码》中写下的经典命题，揭示了网络空间法治的一般性原理，被网络法学领域诸多论著引用。齐延平教授则提出需要确立法律先于技术法律融入技术法律归化技术的原则。建设数字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为数字正义而斗争，就是要破解数字鸿沟、消除数字歧视。
数字权利是数字时代的新兴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数字科技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我国制定、修改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党内法规、行业自治规范，例如，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编纂了包含一系列有关自然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个人信息侵权责任追究条文的《民法典》，修改了《电子商务法》，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办法》《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1997年，美国活动家罗伯特·B.格尔曼（Robert B. Gelman）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范式提出了《网络空间人权宣言》建议草案，提出了网络空间人权概念及网络人权的基本内容。
三是数字平台的规则制定和管理监督能力视角。不论法官对法律中相关概念的解释是采用行为视角（技术产出或结果）还是采用结构视角（机器或系统内部构成），都容易导致司法适用上的不一致。
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出台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要对传统问题进行数字化时代的非传统思考，同时对于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不断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要有敏锐的认识，进行科学的治理。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正在被信息决定权力分配取代。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建设数字中国。
数字人权的核心是与人在数字领域的尊严、平等、自由、能力相关的那些权利，例如，平等利用数字技术、共享数字革命成果而不受歧视或被边缘化，免受数字技术运用所造成的有形或无形的侵害，对个人的信息数字化、数据财产化拥有自主支配权，特别是对具有人格属性的信息和数据享有知情同意权，拥有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释明的请求权、问责权，依法独立自主地使用互联网、个人及公共数据的权利和自由等。第二，增进福祉，即要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极度简化的技术中立的立法能否保障安全性、实现立法目的，也需要审慎考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如果仅仅被动地、滞后性地、单纯地从狭义的法律的维度来分析和应对数字空间中的各种问题，相应的法治将是缺乏科学性基础的，至少很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信息主权主要指国家对信息享有保护、管理和共享的权力。
这里的多元一是指规则的多元，也就是治理手段的多元，包括法律之治、道德之治、市场之治、科技之治。数字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数字科技在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各种风险和隐患。由此，算法透明、算法公平、算法解释等问题被日益关注，技术性正当程序（Technological Due Process）这一概念重新得到重视。
维护网络主权，推动网络安全的跨国合作，完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执法联动机制，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机制。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炼或阐释了数字法理之中的数字本原、数字正义、数字人权、数字主权、数字平台、数字向善、数字安全、数字治理、数字文明和数字中国十个基础概念，并以命题模式进行了简要阐释。
其次，数字平台为数字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数字生活日益成为人们生活新图景，数字文明日益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跨步迈向了数字文明新时代。
让我们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例。本文在对数字法理作出科学定位的基础上，立足数字科技发展和数字法治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梳理和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我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提炼出数字法理的十个基础概念，并以命题（判断和叙事）模式分别对这些基础概念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进行学理阐释，以展示数字法理蕴含的科学真理、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
